5000年前，四川地區最為發達的文化在哪里？這個對歷史深處的叩問，越來越科學和精細的考古學研究給出了答案——岷江上游。
近日，四川省第十九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揭曉，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院所考古人員聯合撰寫的《茂縣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專著獲得二等獎。兩次試掘和三次正式發掘、十余年動植物及人骨DNA鑒定等多學科研究成果，匯集成這部150萬字的考古報告。茂縣營盤山這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的面貌也更加清晰——從西北甘肅、青海地區遷徙到岷江上游的馬家窯文化人群，和本地土著一起，創造了內涵豐富、成分復雜的營盤山文化。這里的先民以粟、黍、黑麥為主食，蓄養家豬、以狗為狩獵伴侶，使用彩陶和細泥紅陶器等器物，有桃、梅、杏以及沙棘等水果可吃，甚至極可能已經開始釀酒……豐富的成果，為探索史前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交流互動提供了實物證據，填補了四川乃至長江上游新石器考古學文化體系的空白。
5次發掘
揭露岷江上游5000年前就有人生存
四川是“天府之國”，成都平原更是富庶。早在5000年以前，古蜀先民卻因成都平原水患嚴重，只能在周邊的高地繁衍生存，岷江上游的茂縣營盤山，便是其中一處聚居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陳劍介紹，21世紀初，古蜀文明探源的考古調查在四川全面展開。2000年，考古人員在岷江上游地區發現82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及遺物采集點，同年在營盤山遺址進行試掘，獲得一批珍貴資料，由此引起省內學術界高度重視。從2002年起，營盤山遺址又進行了一次試掘和三次大規模的正式發掘，以種類豐富、數量眾多的文物，揭示出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營盤山文化。
營盤山遺址距今約5300—4600年，距離茂縣縣城2.5公里，地處岷江東南岸三級臺地之上，高出岷江河谷約160米，面積近15萬平方米。考古人員在這里清理出6座房屋基址、9座人祭坑、100余個灰坑、10條灰溝以及數十座窯址及灶坑，還在遺址中部西側發現一處大面積且較為平整的硬土面遺跡，推測可能為當時的大型廣場之類的活動場所。灰坑的底部多較平整，有的還用卵石進行壘砌，推測可能是石器加工場所或其他用途；有的灰坑還發現涂有鮮紅色顏料的石塊，可能具有某種宗教含義。小型房屋基址面積不大，大多數是單間，有明顯的棍棒插抹痕跡及拌草遺存，推測可能為木骨泥墻的建筑形式。在大型廣場類遺跡的硬土面之下，考古人員還發現有4座奠基性質的人祭坑，表明該遺跡在遺址的平面布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里應是舉行祭祀等重大活動的場所。
營盤山遺址考古中，還出土數千件陶器、玉器、石器、細石器、骨器、蚌器等類遺物。其中石器包括打制石網墜，說明營盤山人在岷江等河流從事捕撈漁業；大量未曾使用的成品、半成品石器和加工殘片，大多集中在幾處大型灰坑中，說明營盤山居民中已有固定人員從事石器加工作業，這些灰坑可能就是當時的石器加工作坊所在地。
陶器，是營盤山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發現。因為這里的陶器和石器的總體特征與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基本相同：它們主要采用泥條盤筑和捏塑法制作，像小口細長頸的壺、瓶等，多是分段盤筑后進行的粘接；此外，這里的彩陶圖案、顏色同樣是典型的馬家窯文化風格，就連夾砂陶器大多夾了粗大的片巖顆粒和白色石英砂顆粒、陶胎較厚等特點，也與馬家窯文化一致。
科技考古
證明營盤山先民是否來自西北
那么，營盤山遺址的先民，來自千里之外的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嗎？
實際上，在考古發掘結束不久，考古學界便推測“可能是馬家窯文化中的一支在5000多年前沿著橫斷山脈一路南下，最終在岷江上游開始繁衍生存”。也正因為如此，營盤山遺址出土陶器才呈現出強烈的馬家窯文化共性特征。
要證明這些人群究竟是否來自西北，一個直接的方法便是人骨DNA檢測分析。
營盤山遺址9座人祭坑中發現有人骨。考古人員先對顱骨進行拼對和粘接，發現主要表現為顱型偏長、高顱型和偏狹的顱型，中等面寬、中等眶型、鼻狹等特點。“這種體質特征多見于亞洲蒙古人種，且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中的華北類型最為接近。”陳劍表示。與鄰近的西北地區的古代人群相比較，考古人員發現與青海樂都柳灣墓地的半山文化、甘肅酒泉干骨崖墓地等早期人群表現出較強的一致性，應當屬于同一個人群類型，即“古西北類型”。陳劍介紹，該類型的先秦時期人群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上游的甘青地區，向北可擴展到內蒙古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向東滲透進關中平原及其鄰近地區。從營盤山祭祀坑顱骨反映的情況來看，“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期，該類型人群就已經存在于我國西南山地的岷江上游地區，并與當地人群交流互動，對橫斷山區藏彝走廊的古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西北甘青地區的人群，為何會千里迢迢進行大遷徙呢？學術界認為，這可能與人口相對過剩以及環境變化等因素密切相關。
以仰韶文化為例。在距今約6000-5000年，仰韶文化快速發展，史前人口增長和文化發展進入繁盛時期。“然而文化的快速發展，可能帶來人口相對過剩，擴張文化的生存空間就成為人們必然的選擇。”陳劍表示，這種擴張便表現為從文化中心區向周邊地區遷徙多余的人口，也客觀上大大加快了不同地域史前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中國北方甚至北半球發生了普遍而廣域的降溫事件；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又是異常洪水多發時期。種種因素疊加，西北甘青地帶的人群在千余年來，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遷徙。
川西彩陶的時空分布特征，反映了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南傳的情況。
陳劍表示，至遲在仰韶文化中期即廟底溝類型文化時期，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因素已進入川西高原。在茂縣波西遺址和營盤山遺址，考古人員都發現了仰韶文化風格的陶器。到了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發展到高度繁榮階段，也就是出現了營盤山遺址這種大型中心聚落的時期，外來文化因素仍占據相當重要地位。科技考古人員對營盤山和附近遺址出土的彩陶殘片進行過化學分析，發現其化學成分更接近黃土高原馬家窯文化腹地出土彩陶器物的化學成分。相反，另一種素面陶片，更顯示出本土黏土特征，說明素面陶都為本地自產。“這個分析結果說明在當時，川西岷江上游和馬家窯文化腹地長時間存在著彩陶的長程貿易。可能馬家窯文化腹地才是這些彩陶的真正源頭。”
生活圖景
5000年前就有桃梅杏水果可食
營盤山遺址發掘于十幾年前，然而持續進行的動植物考古，揭露出更多豐富信息，還原著5000年前營盤山先民的生活圖景。
陳劍介紹，營盤山遺址動物遺存一共發現3551件。哺乳動物中，豬、狗是家畜，可能還有黃牛，其余都是捕獲的野生動物。根據這些動物骨骼，考古人員認為營盤山先民肉類的穩定來源應該是豬肉，“因為豬的年齡較小，應該是養到一定階段就被宰殺。”而狗類骨骸的數量少，所以推測是人們狩獵的伴侶。
更多野兔、水鹿、黑熊、斑羚等野生動物的骨骼，則反映出營盤山的環境狀態。“比如鹿科動物發現較多，其中主要棲息于針闊混交林、闊葉林、稀林草原等環境；斑鹿棲息于針闊混交林的林間和林緣草地以及山丘草叢；野兔主要棲息于河道兩岸的樹叢草叢……這些動物的存在，說明遺址周圍的植被有較多的闊葉林、針闊混交林，濃郁的灌叢和草叢。”遺址中還發現了蚌、魚、龜的遺骸，“說明當時營盤山附近有寬廣的水域，這也與遺址三面環水的獨特地理位置吻合。總的看來，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髂呈現出當時動物種屬的多樣性，說明營盤山人生活在一個山清水秀、林草茂密的自然環境中。”
植物考古，也還原了營盤山先民的主食結構。陳劍介紹，植物種子是營盤山遺址浮選工作最大收獲，清理出7992粒炭化植物種子。農作物包括粟、黍、黑麥三個品種，“可見營盤山遺址已進入農業階段，農業生產應該是先民物質生活資源的主要來源。”
考古人員還浮選出300多塊果核殘塊。經鑒定，發現為桃、梅、杏三種果樹品種，可能還有李樹。“先秦文獻中，桃、梅、杏、李均有相關記載，因此有學者認為這幾種果樹應該起源于中國。營盤山遺址發現的果核，為這些果樹的栽培歷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營盤山遺址出土的植物種子中，還有沙棘種子。沙棘汁，是如今茂縣汶川一帶的特色飲品。陳劍介紹，營盤山遺址浮選出來的沙棘種子數量較多，“這說明早在距今5000年前，岷江上游地區古代先民就已經認識到了沙棘的食用或藥用價值。”
這是一幅鮮活的生產生活場景——
營盤山人居住在木骨泥墻的房子里，以種植粟、黍、黑麥等農作物為生。他們養殖家豬，也狩獵補充食物；他們還開始種植果樹以豐富食物結構。遺址出土陶器中，還有相當數量的彩陶壺、彩陶瓶、杯等酒具，推測營盤山先民可能掌握了釀酒技術并開始生產……
種種發現表明，在5000年前，岷江上游地區的古文化，是四川地區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最發達的文化，是四川境內的文化中心之一。而包括營盤山、姜維城等岷江上游古文化遺址的發掘，對于探討黃河上游文明與長江上游文明的交流與融合以及古代人群的遷移、古蜀文明的起源等，具有重要價值。
這些來自西北的人群，或許還能與某些古史傳說相對應。陳劍介紹，《大戴禮記帝系》云：“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之子相關傳說則表述為“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唐代司馬貞曾這樣注釋：降，下也。“這或許可以反映黃帝部族從橫斷山脈岷江等水系南下至蜀地。這些在文獻中留下的傳說史影，說明先秦蜀地存在和繁衍著陸續來自川西北以至更遙遠的甘青陜高原的古老族群。禹興西羌及黃帝子青陽的傳說，正是這一遠古歷程在蜀地和中原文獻系統中留下的印記。而與之聯姻的西陵氏、蜀山氏從地名看，應該就是當地原有土著族群。”
據介紹，作為《茂縣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補充，營盤山考古隊還推出了《川西北高原史前考古發現與研究》《茂縣營盤山石棺葬墓地》《中國西南地區石棺葬文化調查與發現(1938-2008)》等專著，這些成果為四川先秦時期考古及歷史研究、為重建四川史前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記者 吳曉鈴
